1933-1937年间，国民政府和它的经济获得暂时稳定，于是出现湘绣业历史上号称全盛的时期。

所谓全盛，主要的表现在两个方面。首先是绣庄的增多。这几年中，新开设的绣庄共有16家，而闭歇的仅4家。

这时的长沙市的绣庄达40家，加上常德衡阳的五家，全省共有绣庄45家。

其次，表现在绣工人数的增多，产品数量和产值的增长以及资本积累的增长。这一时期，长沙市及附近的绣工人数约15000人，绣品的年产量增加到3万件以上，产值120余万银元行业的资本积累达50多万银元。

其中如广华绣庄，1917年开办时仅有资金2000两银子，到1933年增加到1万银元，1937年又增加为4万银元。又如锦云绣馆，这时除积累于本企业的6万余银元外，还把大量盈利运用于购建房屋和向绸布业投资，数额达13万余银元。

促使湘绣销路扩展的另一原因，是市场需求的剧烈变化。这种变化，推动了绣庄扩大生活用品的生产。

除屏联、堂彩等大件和字画碑帖之类外，逐渐较多地生产被面、枕头、台布、椅垫和小孩涎围等绣品，适应了一般中产阶级和部分富裕农民的需要。

从当时从事粗绣细绣两类绣作的绣工人数来看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变化。

在15000名绣工中，从事细绣的约8000多人，专绣粗品的约7000多人。

湘绣，一经从民间刺绣中脱颖而出，便迅速站上了令人瞩目的制高点，因而当时工艺鉴赏家及报刊有这样的评价：“所常闻者湘绣耳”,“为今日中国之唯一产绣区矣”,“湘省刺绣，本极精巧，故有湘绣甲天下之美誉’”。(参阅吴淑生、田自秉《中国染织史》及当时长沙《大公报》)

这一辉煌背后，站立的是魏氏和她的乡亲群体。